这么一折腾，兴致大减，埃及及古代近东若干展厅也就匆匆走过，没再仔细阅读。下楼来，转而参观名扬天下的圆形阅览室。这座1857年便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圆形阅览室，在今天30岁以上的中国读书人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环状结构的四壁砌满书架，玻璃制作的巨大穹顶透着柔和而神秘的天光，在这种地方读书，确实是赏心乐事。记得晚清时，便有中文报刊对这座豪华的圆形阅览室作过专门报道。当然，中国人之熟知此阅览室，主要还不是其建筑风格的华丽，而是因马克思曾长期在此阅读、写作。
走进已经实现功能转移，成为纯粹的参观景区的圆形阅览室，四周墙壁上，依旧插满各式工具书，但真正的读者很少。除了工作人员，来往的基本上都是游客。偶有窃窃私语的，但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四处爆发的闪光灯。几手每个游览者，都会瞄几眼活动看板上“阅览室的故事”：1973年，一项新的法令，使得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里分离出来。1997年7月，大英图书馆新馆建成；1997年10月25日，圆形阅览室完成历史使命，正式关闭。1998年，主要藏书从此地运往St Pancras站旁边的新址。
空旷的阅览室里，三分之一的地方辟为游览区，任由游人走动、拍照。在依旧摆放着书桌和椅子的阅览区外围，陈列着十四块活动看板，游客尽可悠闲地坐下来，仔细品味这座声名远扬的知识宝库。前几块看板介绍早期阅览室的形状、建造的过程及工艺、建筑师的家庭生活等，讨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感兴趣的是第十、第十一两块看板。前者题为“阅览室与革命”(The Reading Room and Revolution），后者则是“小说中的阅览室”(The Reading Room in Fiction）。不只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经常在此读书。继承其事业的俄国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等也都曾在此苦读。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曾驱使其笔下人物福尔摩斯到此查阅资料，而后世小说家驰骋想象，讲述福尔摩斯如何与马克思在此会面。我的英国文学知识少得可怜，不晓得是哪位小说家制造了这种超级玩笑，拿咱们的革命导师“开涮”。接下来的，是一段摘自小说家福斯特（Forster，1879─1970）《漫长的旅途》（Long Journey，1907）中的文字，此乃关于圆形阅览室的正面描写，难怪其格外受青睐。
从管理员手中接过一小牌，走进阅览区，随便找一个位子，坐下来，敲打敲打座位上新安装的电脑，再翻翻书架上的工具书，目的无非是体验前贤在此读书时的感觉。阅览区人很少，只有三两位真在读书，其余的都像我一样，不过是在做“读书科”。一番体验之后，站起身来，开始寻觅“马克思的脚印”。
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是否存在那广泛流传的马克思的脚印，我和妻子意见不一，路上争论不休。妻子出于旅游的兴趣，宁信其有；我则表示怀疑——图书馆是读书的地方，需要安静（即便现在人去楼空，阅览室里，依然摆放着“安静”的提示牌），不像少林寺中练武的僧人，即便跺脚驱寒，也会因影响邻座而遭到抗议。再说，公共图书馆不同于个人书房，你可以经常在一个地方工作，但不能占位；倘若别人捷足先登，你总不好意思驱赶。还有一点，马克思固然伟大，但作为公共图书馆，其功能、责任及影响力，肯定超越个体的生命。就算是马克思的固定位子，此前有人坐，此后也有人坐，你怎么能肯定这就是他老人家踩出来的脚印？
轮到实地勘察，两人相视而笑―图书馆历经整修，面目一新，加上铺了地毯，“安能辨我是雄雌”？好在并非全无答案，那第十号看板间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上面说，当年马克思常在L、M、N、O、P行就座，因那里靠近参考书架。也就是说，马克思并非像中国人传说的那样，只在一个固定的位子读书写作。
回到客舍，取出台湾天下杂志社1993年发行的《伦敦》，发现其中也有此传说：
苦难生活中，马克思惟一的避难所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从早上九点到夜晚七点，坐在七号卡座，写出三大册的《资本论》。（46页）
这肯定是抄大陆的说法，手头这册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便称：
由于他在这里成年累月地攻读，竟然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磨出了两个脚印。（14页）
可我记得，中学课本里早就有这种说法，到底始作俑者是谁，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有意思的是，这传说，已经剥离其意识形态内涵，变成重要的旅游资源。想象海峡两岸的爱书人，拿着各自的旅游指南，到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足迹”，也是一件趣事。
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遗迹，比圆形阅览室里的“脚印”更实在也更有名的，当属其葬于伦教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1956年，英国工人集资重建马克思墓，四米高的大理石碑，碑顶是铜铸的马克思像，墓碑中央写着：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卒于1883年3月14日。墓碑下方镌刻着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手头所有的英文、日文及中文旅游指南，全都提及这一点，可见其名气之人。不过，比起作为归宿的墓地来，我更希望能寻访到其生活与创作的旧居。伦敦中心区的建筑，不时可见蓝色圆牌，告诉游人，某某名人曾于何年居住于此，想来马克思的旧居应不难寻访。
想到，手头几种中文旅游书，此时全都派不上用场。Michael Leapman主编的《伦敦》（Eyewitness Travel Guides: London，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2000)，倒是有三处提及马克思，其中还包括马克思经常拜访的恩格斯旧居，可就是没有说明旅居伦敦的马克思到底安身何处。还是日本人心细，石川敏男的《伦敦》（《ロニドニ》东京：昭文社，1990）第l06页，作为补白，介绍了四位名人旧居，其中提及马克巴曾居住于Dean街28号的顶楼。
午饭后，约上同样喜欢寻幽访古的友人Y君和A君，一起寻访马克思。顺着大英博物馆，转牛津街，第三个十字路口，左转便是Dean街。数着门牌，16，18，20，22，眼看胜利在望。可22号后，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28号，而是一跳便成了30号。中间是占了好几个开间的商铺，却没有门牌。来回转悠了几遍，发现商用楼背后有小院。走进去，向几个正在劳作的青年请教，全都友好地表示“爱莫能助”。再到街对面寻找，远处有一镶在墙上的铜牌，跑过去一看，不对，那是我们不关心的另一名人旧居。很不服气，再倒回来，继续寻找，只是心里开始打鼓，怀疑起日本人的“情报”是否准确。又是那可恶的30号，28号哪里去了呢？该不会是被30号或22号吞并了吧？正抱怨着，猛抬头，哑然失笑。一直在寻找门牌号码和名人旧居的标志，没想到30号隔壁这家不见门牌的商铺，竟将马克思的名字作为商标，镶在二楼之间的墙体上。虽然没有任何说明文字，我们还是一致判定：就是它。推开旋转门，走进去，询问柜台前的先生，得到的答复是：这确实是马克思的故居，在楼上；可现在是办公室，谢绝参观。
在极为讲求“照章办事”的国度，不敢“私闯民宅”，只得退回来，站到小街对面，隔着停在街上的货车，拍照留念。这是一幢极为普通的四层小楼，下黑上白，除了一二层间的MARX，还有二三层间的ROSSINI，大概意人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也在此居住过。如果不是日本人指引，即便路过，单看这两个名字，我也不会特别在意。因为，任何一个餐馆或旅店，如果老板愿意，都可以起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字，不像在中国，不允许拿政治领袖的名号作商标。前些年，有人别出心裁，以毛泽东的字“润之”作为餐馆名，据说生意很红火。但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查处。文学家的情况好些，如果有一天你在某个建筑或商品上发现鲁迅的名字，千万别大惊小怪。起码我知道，大名鼎鼎的北京“老舍茶馆”，便与小说家老舍本人的生活经历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