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２０ 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么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同样表明了垄断由生产集中产生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 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 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论述德国大银行的那本著作的作者里塞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 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050 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业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像拿旧时邮车的速度同现代汽车的速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已经异常迅速地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生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不反对转向比较“安稳地”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用不单是和平的手段从更富有的国家手里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最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就表现得特别鲜明。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作比较，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极大的政治差别大大减弱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谈的都是具有明显寄生性特征的资产阶级。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像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描述最新资本主义时也常用“交织”、“不存在孤立状态”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他们也说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就是讲这话的里塞尔，却又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织”这个说法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织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 甚至3/4，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织”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 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汇集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办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工作的活动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形式上不同。”（《社会经济概论》第146页）
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一个绝妙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那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