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曾进行过多次深人的讨论。但进入90年代,理论界的研究重点显然已经转移,但大家仍非常关心这一问题。现将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归纳如下:

1.关于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的作用是加强还是削弱的讨论

(l)认为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的作用有所降低,已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这种观点主张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固定资本更新对于周期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固定资本的更新对于经济周期的运动,的确有决定作用。战后,由于垄断占统治地位,以及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某些国家里的发展,固定资本更新对于周期运动的作用已经有所降低。固定资本更新对于周期的长短,已经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①

(2)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作用大大削弱,与经济危机大体上没有关系。

由于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用加强,国家在经济危机即生产下降阶段,可以直接进行固定资本投资,也可以通过私人垄断资本进行固定资本投资,使固定资本更新是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这种作用大大削弱,使固定资本更新时间和周期性危机的间隔时间大体上没有关系。而且,固定资本的特点是一次购买,多年使用,从一个企业看,多年才购买一次。从全社会来看,如果多数企业集中在一年大规模地更新固定资本,它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大的;反之,如果每年更新的固定资本的数量相差不多,它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就每年都一样,谈不上有很大的作用。②

(3)认为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认为战后固定资本更新的规模,远比马克思当时要大得多,而且是以扩大的规模来进行;其次,固定资本更新时间在价值形态上同物质形态上的不一致更加严重,因而它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生产过剩程度的影响也远非昔日可比;再次,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财政和货币杠杆来起作用的,这当中,它们对固定资本更新的扩大和周期的加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战后经济危机之所以变形,正是由于国家干预了社会固定资本更新与扩大过程的结果,与其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降低了固定资本更新作为危机周期运动的物质基础的作用,不如说是加强了它更为确切。③

(4)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作用既有加强的趋势,又有减弱的趋势。

战后出现的固定资本再生产的特点,一方面使其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物质基础的作用有增强趋势。因为随着固定资本总量的增长及其周转的加速,每年需要更新的部分不断增大,从而对社会再生产发生着愈益重大的影响。这就使固定资本再生产在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中所起的作用也愈益重要。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推行的加速折旧政策及由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固定资本要素精神磨损的加速,打乱了固定资本以其实物磨损的白然年限为长度的周期性更新,又使固定资本的再生产作为危机周期的物质基础的作用有减弱趋势。以上两种相反的趋势,在战后同时存在,都发生作用。④

2.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期性是否明显存在的讨论

(1)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期性不如战前那么明显。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在一个时期表现为同期性的削弱,而在另一个时期却又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同期性。当然,从战后整个时期来看,尽管可以看出统一的世界再生产周期运动规律仍然起着作用,但是同期性却遭到很大的于扰,表现得不如战前那么明显了。⑤

(2)认为从70年代起较明显地呈现出同期性。

战后以来,特别是60年代后期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的各阶段,首先是危机阶段,从非同期性明显趋向同期性。而自7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周期各阶段也较明显地呈现出同期性。⑥

(3)认为由于战后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经济危机的同期性。

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发展到世界性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建立和发展。由于西方不少国家受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控制,因而当一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往往就会波及其他一些国家,从而产生经济危机的“同期性”或“同步性”,这就形成了世界性经济危机。⑦

3.关于“滞胀”产生的原因的讨论

(l)认为“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产物。

停滞膨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产物,政策引起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只有分析这些新的矛盾才能说明政策与制度的关系,不能离开政策去寻找经济内在的原因,也不能把“停滞”和“膨胀”区分为各有不同的根源,它们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根源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引起两个主要现象,一是供求关系的削弱,二是负债经济的形成。供求关系作用的削弱,负债经济的形成本质上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反映。从广泛的意义来说,供求关系是包括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供求关系不能调节物价的涨落从而产生停滞膨胀的现象。所以供求关系作用的削弱正是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整个负债经济也是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

(2)认为“滞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是“停滞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为了缓和这一基本矛盾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则是促成它不断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政策不重要,它在促进“停滞膨胀”方面确实起了重大作用。但归根结底,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逼出来的。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继续存在并向前发展,无论是采取哪一派的经济政策,都解决不了“停滞膨胀”问题。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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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关梦觉:《美国战后固定资本更新过程的变化与经济危机周期的缩短》,载《新建设》,1961(6)。
②参见陈其人:《对〈论战后美国经济危机及经济周期的性质〉一文的质疑》,载《世界经济》,1980(6)。
③参见吴大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经济危机变形的原因〉一文的意见》,载《经济研究》,1984(12)。
④参见黄苏:《战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及其再生产的影响》,载《美国经济讨论会论文集》,115~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⑤参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编:《世界经济概论》,215~2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⑥参见《世界经济》编写组:《世界经济》,第8期,252~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⑦参见洪大嶙:《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看危机的根源和当前危机的特点》,载《社会科学》,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增刊,1985。
⑧参见关梦觉:《帝国主义经济的新痼疾——“停滞膨胀”》,载《红旗》,1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