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高校的公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正面临严峻的形势，突出地表现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两个方面。又兼学校不重视，乃至多数哲学教师情绪低落，不愿干此工作，甚至改行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哲学教学的矛盾和困境，甚至出现危机现象，因此哲学课的改革问题已势在必行。一
哲学课的困境实质上反映了我们所教的哲学的困境，说明我们所教的哲学实际上不是为人们提供智慧、使人聪明、睿智的哲学，反而变成了刻板的说教和训令，丧失了真正的哲学所能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的功能，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哲学课教学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不能应对现实，更不能为学生提供思考人生、社会的智慧。因为寻求智慧的哲学，应该是学生“追求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探索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它还可以激发其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它要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探索精神。”[1]失去了对智慧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失去了其作为哲学的资格，也就不成为哲学。当前，我国的哲学课正是因为失却了哲学的这种精神，才陷入了这种尴尬的境地。
（一）政治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的哲学（改革开放前）居于老大地位，哲学被视为万能的学问，于是有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在这场全民学哲学的运动中，哲学被化约为简单的口号。而哲学的教条化、权威化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只能注释、解释、说明政治，而不能有自己的创造。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是思想上的禁忌仍在作怪，人们注释、诠释经典作家的思想仍被视为当然。哲学为政治服务、为政治作注脚的角色仍未彻底改变，哲学的泛政治化、教条化色彩也未改变，这在学校教育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内容，从50年代到现今基本没有大的改动。这样的哲学课对于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大学生来说，确实是难以忍受的事，哲学课遭冷遇和遇尴尬的现象自然在所难免。
（二）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传入，使人们对西方文化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80年代的校园里，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热等。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轮怀疑、批判愈演愈烈。对传统文化的检讨、反思发展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进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疑和对西方文化的热烈拥抱。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则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三权分立学说，张扬主体性和个性，最终催化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这一时期的思潮，对人们、尤其对大学生的观念影响甚大，人们对权威主义、英雄主义的崇拜开始让位于对个体自我设计、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使人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经典理论都持质疑和批判态度。此外，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也由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特征。而市场经济则把实质性功利价值追求提升到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讲效益、求增值、重实效的社会经济形态孕育出空前的功利价值观。这种观念在人们对待学科专业的选择问题上，表现为重视受市场欢迎的热门专业，忽视人文社科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使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比较冷淡或无兴趣。
（三）教材本身的因素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之所以不受欢迎，还与陈旧的教材内容有很大关系。目前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苏联教材。虽然也几经改动，但基本内容并无多大改观。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2]（P30-31）而这种教材我们已沿用了半个多世纪了，甚至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在高中阶段以简本的形式让学生学习过。到了大学阶段仍以这种旧面孔出现，也难怪学生无兴趣了。至于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吸收也非常有限。即使吸收的一些新内容中，也还有一些有争议的东西，如以实践唯物主义代替实践观的提法[3]（P26-27），这样的内容是否确当恐怕还是问题。另外，教材反映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距离太远，没有体现出哲学对时代的关注，如当代的经济全球化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人权问题、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所引起的伦理问题等，这些内容也是大学生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如何使哲学更有效地回应现实代问题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革命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精神，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方面。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哲学课不受欢迎是多方面原造成的。要使哲学课摆脱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只能从使之陷入困境的原因着手。这里我们主要从教材内容及其形式来考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坚信其科学性，这是改革现有哲学教材必须首先坚持的原则
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改革现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先决条件。我们教科书所讲的一些内容，并非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如把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使二者分开、并列，这是旧哲学的毛病，马克思并不赞成；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贯彻和应用，并由此构建了自身框架，这也是不妥当的；再如关于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本人就强调发现阶级、阶级斗争，并非他的功劳，而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已达到的成果，所以，阶级斗争学说并不是马克思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但教材内容却给人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印象。[2]另外，对早期马克思的研究，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在教科书中没有反映等等。因此，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我们改革现有教材体系的根本，否则，就会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混入其中，甚至使我们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同时，我们还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这是我们搞好教材改革、教好该门课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这已是10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的。尽管东欧苏联发生了巨变，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倒，甚至在西方的法、英、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掀起了一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4]（P16）。有趣的是在英国民众中，马克思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这都说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5]（P382）有人曾借口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它对我们已过时了，不适用了，因此要用其他理论取代它。对此，一位经济学家说道：西方的经济社会一旦有问题，就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搬出来帮助解决问题，我们为何不能坚信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如果拿东欧、苏联的巨变来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曾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无数中小规模的战争，以及许多次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其危害性远比前者更大，更应该被否定了。事实上，包括英、美、法、德等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理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此，我们无论是在教材改革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要坚信这一点，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教材改革的成功，才能更牢固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教育工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外来文化
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和本土文化相融合，解决本土化的问题，才能发挥作用。人们虽然可以引进外来文化，但是不可能引进这些文化观念的那些无法语言表的深层意义，因为那些深层意义是与外来文化历史、心理感觉和生活经验浑然一体的“意会知识”，是无法剥离下来转让或复制的。这些被引进的观念总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如同一些标本而非活物。当用这些西方观念指导生活时，就容易造成观念与生活经验的分裂，那些观念就会失去实际生活的支持，而本地域的生活经验也失去了表达；另一方面，外来文化通过商业、经济和政治进入异域的生活方式，挤掉了许多传统生活方式，这又使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产生距离，最终失去表达的机会，而外来文化本身也只是游离于异域文化的表层，并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样，它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实现本土化、民族化。从历史上看，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列宁、斯大林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实现了与俄民族文化的融合，即解决了民族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针对当时的历史境遇中的问题的，这与我们当下所遭遇的问题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应对当下的问题。当下问题的解决，也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因为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实践形成的，它在历史上就比较好地而又行之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它在今天仍是“活的规范”，仍是延续着的传统，同时又是生成着的传统，即形成新的传统，这种新的传统，既包括中国文化，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文化，当然，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其主体，二者的融合尤为重要，比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园”，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能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应加强与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交流和对话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至今，西方哲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它们在超越传统式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就，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有的甚至是直接反马克思主义的。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予以回应，既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也要克服其不足；既要回应其挑战，又要加强对话和交流。尤其是对那些会危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更应关注，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大意是说在冷战消失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亨廷顿强调他本人所属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没落的忧惧，但忧惧会产生敌视和仇恨，甚至会挑起新的冷战，进而导致战争，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予以回应，我们的教科书中应该有反映。不过，尽管有噪音，但总的来看，不同哲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趋势正在出现。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被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流派哲学放弃自己的原则、信念，而是意味着不将其绝对化，并对其各种流派、思潮要采取更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开放型哲学，同样应当在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信念的同时，加强与其他哲学的对话，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应关注、吸纳科学的最新成就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科学上的每一重大发现都会推动哲学上的重大变革。哲学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形式反映世界的，但其每一抽象命题的验证都需要科学的支持，离开科学的支持，哲学的很多命题就很难验证，更无法使人信服其正确性，也就不可能引导人们的行为。因此，哲学必须关注科学，并及时吸纳它的最新成果，验证自己的命题，从而修正错误，发展自身。而科学作为人类在其前进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它不是某种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以及人类的整个文明程度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实体；任何科学理论成果都内涵着两个对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一，科学是人类整个文明程度的结晶，它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各种方式（如常识的、经验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方式）是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的；其二，在科学理论的深层结构中，蕴含着种种经验的、幻想的、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信仰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的本体论前提。但对哲学而言，哲学对科学的吸纳是借助哲学对科学理解的理解，把科学关于世界的理解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通过考察人类把握世界诸种方式相互渗透的总体效应，探索这些方式彼此融合和过渡的总体机制，反省这些方式，把握世界的总体结果和时代内容来实现的。在这种批判性的考察、探索的反省过程中，哲学可以概括出科学成果中所蕴含的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新的研究方法、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展示自己时代所达到的对真、善、美的理解，从而为人类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观理论。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诸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马赫、波普尔·库恩、皮亚杰等，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因此，我们也不难发现科学对哲学的重要性。
同样，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引导作用。科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中，总会提出重大的哲学问题，总是需要对科学本身作出哲学解释。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为最坏的哲学的奴隶……”[6]（P533）。所以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6]（P533）事实上，在科学历史上成绩卓著的科学家，诸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维纳等，都受到哲学的影响，并有独到的哲学思想。因此，哲学对科学的发展不仅具有引导作用，而且哲学对科学成果即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具有规范作用。因为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智慧的问题。人们掌握了科学技术，但并不一定知道如何运用或在哪些方面该运用，哪些方面不该、不能运用。因为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它既可为善，又可为恶，如果用于造福人类，则对人类生活、社会的进步，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用于制造杀人武器或不利于人类发展的方面，则会危害人类，如核技术、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等皆属此类，这需要人类运用大智慧来思考和解决之，并不是科学本身所能解决的，人类必须从哲学角度审视科学技术的运用，从人性、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利益角度来思考，作出智慧的选择，使科学技术造福人类。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应关注现时代
哲学是以抽象的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似乎与现实关系不大，距离很远，但这仅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都是回应时代问题的，只是哲学家的回应方式与众不同，他以比较隐晦而又抽象的形式，将思想包裹起来，看似与现时无关，实则是在其理论的深层意识里，包裹着的正是对现实的火热关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回应时代精神的过程中而产生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因此，哲学只有关注现实、关注现时生活才更有生命力，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使哲学摆脱目前的困境。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来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另外，我们应该加强应用哲学的研究，这也是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目前，国外应用哲学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刚刚起步。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设立应用哲学的学科专业，增加投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尽快发展起来，这也是哲学改革的一个方向。
（六）哲学课的改革还应注重引导学生学习哲学的思维方式的转换
哲学有其显著的特征——沉思与分析。哲学产生于惊奇、好奇和对事物的疑问，以及力求解答这些疑问的沉思之中。“沉思”是指对一件事或一种观念深深地冥思苦想。人们时常好奇——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在哪里、在何时等问题。每个人都会提出那些有关宇宙和其自身的“重大问题”，并沉思其答案。人们可任由思想在思考问题时自由驰骋，并使自己和别人的思想在沉思的问题中产生冲撞和交锋。但在未受训练者和训练有素的严格而系统的哲学家之间有一个普遍的区别，这就是分析。所以哲学家决不仅仅满足于对事物的好奇和沉思，而是要对想象、好奇和沉思加以严密的分析。哲学家只对宇宙提问并沉思其答案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对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本身提出疑问，并通过逻辑推理对其加以分析。分析包括：提出一个问题、答案、信念和理论，并将其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仔细审察，然后运用普遍有效的物理事实和严格的推理形式，证明其真伪和有效性。这是哲学所具有的特征，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哲学是一种本体的或形而上的思。所谓本体乃是指万物由之产生而又归结为它的东西，由此，决定了哲学作为本体论，在它那里，起点即终点，起源就是目标，故本体论展现为一个闭合的圆。这种面向本体的思，使哲学试图回到历史的源头或开端，回到人类万物的本然状态，回到哲学自身的童年，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审视事物和人类自身，以从中获取确定的答案，校正人类的行为。“本体”概念总是寻求最根本的东西的意义，总是具有以‘本’释‘末’的意义，总是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最终根据的含义。因此孔子、老子都有复古情结，柏拉图和卢梭都乐此不疲地追寻人类的原始状态。其实，这类哲学“返祖”现象，不过是本体论寻求自身存在逻辑或存在之为存在的内在诉求而已，是哲学之思的灵性之光，也是一种除弊、解弊的过程，即通过这种问题意识使事物本身自我显现其本真状态的过程，以达到为事物和人类存在寻求根据的目的。
2.哲学是一种面向前提的思。在认识论领域，哲学就是要透过现象知识来寻求经验常识的根据，通过对经验常识的根据的怀疑、批判和严格考察，使经验常识上升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即科学知识，从而打通了从经验常识通向科学知识的通道。我们知道，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产物，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因此，常识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常识源于经验，也只能适用于经验，它是人类未经过滤的感性经验世界，是人的表象思维的产物，它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常识缺乏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能力，必须借助哲学的问题意识，对经验常识的根据——前提进行怀疑、批判和严格审察，以揭示经验常识的陷匿前提，使得经验常识建立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知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向科学知识的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人类的科学世界观，实现对经验的超越。
3.哲学是面向生活世界的思。这里的生活世界是特指支撑人类生存、生活，规范人类行为的伦理道德的世界，也就是善和美的世界、价值判断的世界。一个人生存于世，必然会遭遇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信念，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然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对于哲学来说，其目的就是要对各种事物提出疑问，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哲学的基本命题，一个人的强烈信念，或一个人所珍爱的情感、意见——能免于被讯问，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教会我们怎样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论证在内的任何论证的逻辑推理中发现谬误，怎样检验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缺乏论据支持和论证无力的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或其他信仰理论的前提。一旦我们能经常深入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认真地评估每一件事情时，我们所持的理想和生活信念就会在最严格的审察中得到检验和确认，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就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并因此保持生活的一贯性。所以，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能够使人们避免生活中的粗枝大叶和混乱无序，它无论是要求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评价事物，其最终目的就是力求达到生活世界的善和美的统一，达到充分的一致性，使人们在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下理智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因此，引导学生逐步认识哲学的这一特征，对学生转换常规思维方式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学习兴趣，都具有重要作用。
另外，建议调整高中课程体系。由于高中阶段的课程，相当一部分课程内容（如哲学、经济学）与大学课程相重复，既浪费了学生时间，又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取得好的效果。因此需要全面调整整个政治课体系。可以将高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到大学讲，大学的德育课内容下放到高中（这也符合学生心理发育规律），德育课内容插入中学政治课中讲，免得大学阶段还要重新进行高中阶段的教育。另外，大学还应加开形势教育课，以培养学生对形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激发其爱国主义热情。
总之，哲学课的改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一切都还在摸索中，所谓“穷则思变”，这也可以用来形容哲学课的改革，无论我们能否成功，是否有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考虑改变现状，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宋清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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