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名为《西方哲学智慧》，因而至少有三个“关键词”首先需要加以说明，这就是：“智慧”、“哲学”和“西方哲学智慧”。不过，这三个概念都具有歧义纷呈、难以捉摸的特点。
人们经常说，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这可能是学习哲学的最大的“误区”了。因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亦并不一定就有智慧。实际上与通常的观点正好相反，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
那么，什么是“智慧”？
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智慧”指的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6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智”是“聪明”的意思，“慧”也是“聪明”的意思，因而“智”与“慧”加在一起，应该是“大聪明”、“大智慧”的意思。就此而论，一般所谓“生活哲理”之类的“小智慧”、“小聪明”当在排除之列。问题是，什么叫做“聪明”？“聪明”意指“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同上书，210页）。那么，什么叫“智力”？“智力”就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像、思考、判断等”（同上书，1625页）。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智慧”等于“聪明”，“聪明”等于“智力”，而“智力”则意指获得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哲学的“智慧”并不是这样的“智慧”。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朋友曾经到德尔斐神庙请示神谕，询问苏格拉底是不是希腊最聪明的人，神谕的回答是肯定的。苏格拉底知道后感到十分诧异，因为他一向谦虚地以无知自居。于是他到处寻找聪明人与他们对话，以求证明他们都比自己聪明因而神谕错了。然而到头来他却发现，那些据说聪明而有智慧的人实在是虚有其表。由此，苏格拉底终于悟出了神谕的含义：他之所以被神说成是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有智慧，而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追求智慧，而一个明知自己无知的人则一定会尽力去追求智慧。由此可见，所谓哲学的智慧指的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的那种智慧。
有人可能说，尽管哲学不能使人有智慧，但是它毕竟是训练理论思维的惟一手段，所以哲学可以锻炼和提高人的智力。这话固然不错，却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哲学虽然的确有助于训练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但是把哲学仅仅当作训练智力的工具，实在是有点儿本末倒置，大材小用了。锻炼理论思维其实不过是哲学的“副产品”而已，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研究哲学问题从来不是为了提高智力，而是为了哲学本身。换言之，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只是由于哲学家们知道智慧是难以企及的，充其量我们只能爱智慧，所以“爱智慧”才成了一门学问。西方哲学向来以“学以致知”为传统，一味地追求“学以致用”是不可能把握西方哲学的精髓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哲学看作是惟一自由的学问，就是因为它从不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乃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
因此，虽然在《西方哲学智慧》中有“智慧”二字，我们却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可以从本书中学到“智慧”，而且是“西方哲学”的“智慧”。恰恰相反，哲学——西方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或追求“智慧”。不仅如此，事实上自有哲学以来，哲学家们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越是争论就越是争论不清，因而哲学非但没有让人聪明，反而越来越使人糊涂了。哲学家们争论来争论去，不但争不出个结果来，甚至越追问越争论问题就越多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例如“我是谁”的问题。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我是谁”，然而“我”在哪里呢？“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抑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成熟，身体也在生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如果“我”是变动不居的，“我”与“我”自己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
有人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不过它们并不是哲学家闲极无聊制造出来显示自己智力的东西，其实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通常我们每个人在七八岁时都会追问“我是谁”的问题，也会萌生对死亡的恐惧，只不过这些问题不是被我们压制在潜意识中，就是被成人们“扼杀”在“摇篮”里了。
问题是哲学的本性，它原本就植根于人类精神之中。
既然哲学并不能教给我们智慧，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智慧”呢？智慧虽然不可企及，但作为人生在世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却是可以追求和热爱的。在哲学家们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尽管没有一种方法解决了问题，没有一条道路通达了彼岸，然而这些方法和道路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不仅开阔了视野，锻炼了理论思维，而且深化了思想的维度，提高了人生的境界。人类千百年来对于永恒的智慧之谜所作的探索、热爱和追求，反映并且塑造着文明的精神。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智慧”的。换言之，哲学或西方哲学并不是智慧，而是对智慧的追求和热爱，不过这追求和热爱乃是一种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最高体现。
但是，既然智慧不可拥有而只能热爱，我们为什么非要追求和热爱智慧呢？这个问题与哲学的本性有关。看来，我们必须首先追问这个问题：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容易，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本来，一门学科“是什么”即它的概念或定义乃是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然而恰恰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哲学家们至今尚无定论。通常数学家们或者物理学家们不会在诸如“数学是什么”或“物理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哲学家们就不同了，恐怕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的定义。为了避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哲学家们的争论因而迷失方向，我们先来看一看哲学这个概念的来源，或许对问题的解决有一些帮助。
我们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为“爱智慧”。一般说来，举凡知道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然而，在这个人人皆知的词源背后所蕴涵的深意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了。为什么哲学的本义不是“智慧”或“有智慧”而是“爱智慧”呢？因为“智慧”之为“智慧”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所说的“明智”，它指示着宇宙自然之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所以柏拉图才会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我们人只能爱智慧。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是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家原本或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知道人至多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因为人生有限而智慧是无限的，而且这种理想的境界甚至不可能依靠人类的无限延续来实现。当然，哲学家们毕竟不甘心于只是爱智慧，加之后来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给予哲学家以很大的鼓舞，于是使哲学从’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就成了他们千方百计企图实现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因为违背了哲学的本性而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哲学的本性。科学或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产物，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的对象通常是具体、有限和现实的，并且能够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宗教所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它们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亦即对宇宙的真实存在和终极奥秘以及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归宿和实在性的关怀或牵挂，因而宗教的对象是具有永恒无限之特征的超验的和理想性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对象是不可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的，所以只能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一方面它像科学一样属于理论思维，因而从根子上总是诉诸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像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追求热爱的是永恒无限的智慧境界。显然，与科学和宗教相比，哲学自有哲学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知识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宗教由于诉诸信仰，从而缺少理性的清晰明确和普遍适宜的特点。但是，哲学的优越之处恰恰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哲学既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它的对象就一定是永恒无限的东西，那实际上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亦即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结果，哲学既缺少宗教单纯诉诸信仰的便利条件，同时又无法达到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确定性，这就使哲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它试图成为科学却从来就不具备科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因而“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成了哲学问题的标志，以至于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的特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哲学处于这一尴尬境地的明显标志就是它的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进一步区别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而且大多只有一个答案，例如1+1=2之类。难题就不同了。我们所说的“难题”一般是没有答案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惟一的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如果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人世间的事情实际上是难题多于问题的。
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难题。
我们说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的难题，可以有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根据。从理论上讲，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例如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实体或本体，包括人在内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和归宿等等。当然，哲学也有比较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例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最基本的问题，因而同样没有确定的答案。即使后现代主义者们放弃了“宏大叙事话语”，他们强调多元化和异质性的目的亦恰恰是为了消解问题的统一答案。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尽管2500多年来，哲学家们费尽千辛万苦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竭尽其所能来证明哲学是科学，但是他们的愿望无一不是落了空，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的，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种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于是，批评哲学的人就有了一件十分有效的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多了一块除不掉的心病。实际上，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人，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我们以为，哲学不是科学，因而不能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更重要的是：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是哲学的耻辱，恰恰相反，倒是哲学优越于科学之处。如前所述，科学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科学自己不能决定它的目标或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要求哲学成为科学，那就意味着哲学也变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倘若如此，文明发展的方向由什么来树立或确定呢？显然，就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而言，它应该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和确定目标及发展方向的重任。所以仅仅就此而论，我们也不应该让哲学变成科学。
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有效的，甚至很可能是惟一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虽然这种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不过它只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普适性和有用性是无以匹敌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其工具和手段的性质。与科学相比，哲学的确不具有确定性、普适性和有用性，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它是文明的灵魂。
因此，与其说哲学的历史是知识的发展史，不如说哲学的历史是问题的演变史更恰当些，所以哲学不是科学。一般地说，科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我们用不着非要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一样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的成果，因为它的最新成果就凝聚在当下的某种载体之中。哲学却不是这样“进步”的，它更像是围绕着智慧“圆心”而运转的圆周运动。显而易见，现代人在知识的拥有量上比前人“进步”得多，随便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就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也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哲学就不同了。即使是现当代的哲学大师也不敢说他们在思维水平上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
为什么？
因为哲学问题乃是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难题，故而一切答案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都具有“平等的”的价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不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动摇康德的历史地位，由于他们把解决问题的某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不可替代的“典型”，在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这有点儿像文学的历史，例如“唐诗”和“宋词”，唐代是律诗的典范，后人写诗绝超不过李杜；宋代是词的绝顶，后人很难觅得苏辛佳句。哲学家通常思想的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思得也很“根本”，于是就把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到了极端，后人若要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再走老路，因为那条路已经被走“绝”了，他只好换一条路走。所以，哲学并不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任何一条路都不足以代表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运思之路“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画。换言之，哲学是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那一条条思想之路构成的。
由此可见，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因为前人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同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它们可能会发生一些形态上的改变。这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哲学不仅是当前的，还有过去的，甚至将来的。于是，历史上已经过去了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过去，它们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的一部分，因而“历史性”在此就有了“现实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思想包含而且必须包含过去的思想才成其为思想，或者说，离开了历史，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存在便是残缺不全的。
哲学就是哲学史，或者说，哲学史就是哲学。使哲学成为哲学的，是哲学问题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本性。
但是，如果哲学问题注定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难题？就此而论，哲学作为“智慧之爱”给我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智慧的痛苦”？
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则尽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说的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惟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子孙万代都不得不为这个“原罪”付出代价。由此可见，智慧与原罪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智慧就是人的原罪。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亚当和夏娃只是因为一个果子就被逐出了天堂，那么他们实在不值得，而且运气太差。因为上帝只是说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却没有禁止他们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如果亚当和夏娃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那么他们就与上帝没有什么区别，上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人类犯有原罪带有某种偶然性。
其实不然。
伊甸园神话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智慧的痛苦就源于此。
当人类从自然母亲的子宫中分娩出来，割断了连接他与自然的脐带而独立存在之后，他就再也不能依靠自然的本能行动，必须依靠理性的眼睛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为自己作出选择，从而便置身于危险之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成员，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生生死死，不能自己；但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他不仅试图以此来把握自然的规律，同时亦生发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理想，然而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又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他追求和向往这一理想的信念。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根本的内在矛盾。正是从这一最根本的内在矛盾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它意味着人被抛人这样的境域，他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显然，只要当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所以我们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它的刻骨铭心之处不仅在于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却也注定了不可能通达智慧的境界，而且更在于追求智慧便使人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了自己的有死性。其实，千百年来人类上天人地、建功立业，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这一理想，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达智慧境界的出路。不过尽管如此，人类亦不可能由于这理想不能实现就放弃追求，因为这一追求乃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结果，这一切就被寄托在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之中。
不仅如此，伊甸园神话还意味着人的自由。
在基督教神学内部向来存在着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悖论：上帝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人没有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因为选择了对上帝的信仰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然而如果人是自由的那就会伤害上帝的绝对权威……伊甸园神话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亚当怎么可能犯罪呢？难道说上帝眼睁睁地看着亚当犯罪而不加干涉吗？难道上帝不能预知亚当会犯罪吗？难道上帝明知亚当犯罪也不去制止他，任由他成为千古的罪人而且还株连他的所有后人吗？
从宗教的角度看，可以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级的产物，它的“高级”就体现在自由上，因为创造一个完全被上帝所支配的造物不可能真正显示上帝的荣耀。所以，不是人凭他自己就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是上帝赋予了人违背他的意志的自由。
如果我们不从宗教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伊甸园神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我们能否解释这一事实，无论他的自由受到了多大的限制，甚至不管他能不能实现他的自由，人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也许海德格尔说得对，人（他称之为“此在”）被抛入可能性的境域之中。“可能性”意味着自由，而“被抛”则意味着限制和不自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自由的存在，或者说，人是被迫自由的。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实际上的确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内在矛盾。
就此而论，我们或许可以给哲学问题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本性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人是某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自由存在，因而他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本身也一定是一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对象。既然如此，哲学问题当然不可能有最终的解决，如果有的话，那时人也就终结了，或者说结束了自己的“进化”。
由此可见，爱智慧根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人成其为人。人“成其为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等待”着人去实现，而是说“人是人的未来”，他的“本质”是未定的和开放的，由他自己来塑造自己本身。
哲学即为爱智慧，那么我们怎样学习哲学呢？
一般说来，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相反，那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在哲学家的眼中，这些东西都不过是“现象”，真正实在的乃是隐藏在“现象”背后者蕴涵于“现象”之中的“本质”。尽管这种古典哲学的传统观念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哲学家所“看”到的东西毕竟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有所不同。总而言之，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罢了。加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至多在一门学科某一分支中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里对于某个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他甚至对这一学科其他的分支都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别的学科了。换言之，一个人在某一学科中的贡献，是以他放弃发展其他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不错，这是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需要，迄今为止，人的全面发展的确还只是理想而已。然而，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或者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就行了，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所涉及的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当然，哲学现在乃至将来仍然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去研究，不过我们不可能像对待科学成果那样将哲学家的成果拿来就用，因为哲学的生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思考。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我们不一定就能找到生活的方向，但是不经过理性的省察就一定找不到生活的目标。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nicht Werke），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言外之意，哲学问题的终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探索。所以，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永远“在途中”。由此可见，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某一种哲学体系或理论学说之中，而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史。
既然如此，学习哲学其实就是学习哲学史。学习哲学不能仅仅学习一家一派的思想理论，而必须将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路都走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思想过的东西都思想一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选择或者开拓自己的路：所以，学习哲学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
学习西方哲学史不仅是学习知识，即知道哲学家们都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哲学家们“因为”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换言之，应该了解哲学家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解决哲学问题的不同方式。因此，学习西方哲学史首先要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究竟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否则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有关哲学家思想的“知识”，而不可能把握哲学家思想的精髓或内在的精神。
我们把这种以“问题”为核心的学习方法称为“对话”的方法。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因而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作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将永远面临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作是“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作是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思。
哲学就是反思。
所以，我们学习哲学史并不是站在哲学史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思想就构成了我们现实存在的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说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思想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思想，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复活”了。其实，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原本就是“活的”，因为它们构成了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的“复活”并不是“复古”。换言之，哲学家们的思想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现实性。所以，哲学史从来就不是什么死材料的堆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律动。
既然学习哲学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那么学习就不是“单向性”的受动活动，而是“双向性”的互动活动，这种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就是现代解释学所谓的“视界交融”。
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读他们的书需要“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以往传统的解释理论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将理解和解释看作是原文原著之纯粹的再现。但是现代解释学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既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古人的视界“复制”到现代来，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且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
因此，学习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富于创造性的“视界交融”，亦即我们与以往的哲学家们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进行思想之间“对话”的过程。
学习是一种“对话”，而“对话”自有“对话”的内在逻辑，它至少包含三种要素：
首先，“对话”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的“话题”，这样“话”才能“对”起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就在于我们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这就是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哲学问题。换言之，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尽管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这些问题有时会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但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对话”之为“对话”乃“相对而说”，因而是一种相互间的交流，亦即“视界交融”。就对话而言，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否则就谈不上对话。我们的确是在学习哲学史，然而我们并不是作为一无所知的小学生向哲学大师们请教，而是与他们一同讨论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小学生，那么充其量我们只能学到一些“知识”，即了解到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不过倘若如此，我们仍然站在哲学之外。只有当我们与古人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深入到了哲学之中。既然我们与古人有同样的问题，那么就不只是他们说话我们倾听，我们也有自己的“发言权”。
最后，“对话”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如果你说的话我“听”不懂，那么“话”也是“对”不起来的。所以，学习哲学史最好阅读哲学家们的原文原著，直接与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对话”，不能仅仅依赖于二手甚至三手的资料。就此而论，我们这部《西方哲学智慧》只是引导同学们进入哲学运思之路的“入门”，决不能以此来代替哲学原著的研读。当然，我们不可能让古人理解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他们要说的话就在他们的书里，所以这种“对话”看起来有点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哲学家们的书看作是死东西，而是看作有着丰富意蕴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那么当我们有所问时，他们也会有所答的。显然，我们只有深入到哲学的维度，才有资格与哲学家们进行对话，而深入到哲学维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到哲学问题之中，把哲学家的问题当作你的问题，或者把你的问题上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
毫无疑问，哲学史并非仅仅是观念或思想的历史，因为哲学作为文明的灵魂，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与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不仅与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且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哲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因此，学习哲学史必须深入了解形成于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或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泛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背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详细阐述哲学与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广泛涉猎当时文化、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的有关文献，这样才能对一种哲学思想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智慧”乃是与“东方哲学智慧”或“中国哲学智慧”相对而言的，所以按道理我们应该说明“西方哲学智慧”与“东方哲学智慧”或“中国哲学智慧”之间的区别，以便由此来展示它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这个“比较哲学”的基本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深入的进展和有效的成果，甚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亦是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只好请同学们将本书与另一本关于中国哲学智慧的教科书两相对照，比较而读，自己去寻找答案了。有人可能认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许多书里都做过类似的说明，例如西方哲学重自然，中国哲学重精神；西方哲学重理论，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科学，中国哲学重伦理；西方哲学讲“天人两分”，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区别。然而只要细心的读者一经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中西哲学之间的区别，大多数经不起推敲。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就西方哲学来描述西方哲学本身，由读者自己去体会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区别。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这部教材不可能是关于西方哲学的全面系统的论述。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尽量展示西方哲学的全貌，本书的叙述方式没有按照历史的顺序，而主要以哲学各部门或是哲学问题为主线，例如形而上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等等，因而基本上是“史论结合”式的：一方面以哲学的问题或部门为单元，另一方面在确有必要的时候亦考虑它们的历史顺序。所以，本书的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而且相关的讨论贯穿古今，不过主要是从哲学史上截取其有代表性的思想加以评述，不可能也没有企图做到面面俱到。当然，有些问题是比较特殊的，它们并不是从古至今贯穿始终的哲学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同时又与整个西方哲学密切相关的哲学形态，例如语言哲学、现象学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潮当然应该成为我们讨论的内容。结果，按照这样的叙述方式，同一位哲学家的“身影”就可能出现在许多不同的章节之中，例如康德的思想就同时构成了“形而上学”、“实践智慧”、“主体性原则”等章节的重要内容。虽然看起来可能有些重复之处，但是我们并没有刻意去避免这种重复，因为它表明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在不同的领域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本书的各个章节具有不同的主题，而这些不同的主题亦决定了它们的叙述风格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采取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处理办法。当然这样一来，本书在叙述风格上就难以做到完全协调一致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假定同学们在学习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已经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了，因为这构成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