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溯西方思想的源头的时候，总能读到各种有关人之起源的神话。普罗米修斯先是给地上造了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并赋予了它们各自能适合于生存的特长，等到造人的时候才发现所用的材料已经用完了，人一无所凭，于是他按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出了人的肉体，并赋予他以灵魂，还为他盗来天火防身，所以人同时禀有神的不朽的精神和可朽的肉体。柏拉图说人是造物主用源自于他的理智和尘世的物质造成的一个有生命的活体，造物主先是将理智安放在灵魂中，然后再将灵魂安放在肉体中，因此人是一个灵魂与肉体常常分离的东西。《圣经》上也说，上帝在前五天造了地上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在第六天按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了人，且用灵气使他成为一个生命体，因此，人的身上既有高出地上万物的神性品质，也有泥土的生命所不可逃避的局限。不用多说，这些有关人之起源的神话似乎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人的受造过程），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人性的分裂），这表明了人类在究问自身的秘密时一开始就怀有一种深深的焦虑。然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问题，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问题……如此等等，就像是一些永远也猜不透的谜语一样，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破解。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喜欢刨根问底的哲学家们对人的问题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不断地设计出各式各样的“人性模型”。当然，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关于人性的思考总是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不过，正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人性的这种表现和那种表现，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人性问题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也是一部人性问题的探索史。人及其世界的问题，构成了哲学家们的“终极关怀”。
人类的始祖就像是刚刚睁开眼睛的婴儿一样，他不仅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疑惑和好奇，而且还对自身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墙上的铭文，确实道出了我们人类的心声。人似乎是宇宙间的最奇怪的一种动物。一方面，人有肉身，生老病死无法避免；另一方面，人又有精神，似乎可以留存久远。从肉身方面来讲，人同其他动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讲，人确实有他独树一帜的地方。摆在古代哲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人的来龙去脉，如何解释人的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安顿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人是从哪里来的？面对这个问题，古代哲人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上帝和神灵是他们最先想到的思想武器，因为这个武器最方便，用它可以很容易地化解掉心中的疑惑。人是上帝或神灵创造的，人世间的一切问题当然就由上帝或神灵来解决。神灵的信仰就这样在古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与此同时，看到大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古人也想到了人的自然起源。于是我们看到，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有些哲人坚信神创说，有些哲人固守自然说。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来看，神创说是最先出现的一种思维定势。为了解释大干世界的无穷奥秘，同时也是为了弄清人类自己的来历身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神灵故事。在最早的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中，随处可见人类起源的故事。这种神创说的思维模式，也自始至终渗透在古代哲学思想的演变中。在许多古代哲学家看来，是神灵的力量创造了世上的一切，并且给万事万物带来了和谐与秩序。神灵是无所不在的，神灵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例如柏拉图，这位古希腊哲学思想巨匠的理念哲学就贯穿了一种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他不仅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出来的，而且认为人和人之间之所以有区别，人和人之间之所以不平等，那是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金属材料。人分为三个等级，也就是分为三类：第一等级为立法者和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是最具理性和最为高贵的；第二等级是卫士和军人，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勇敢善战并具有坚强的意志；第三等级是农夫和手工业者，他们是神用铜铁做成的，只适合从事卑下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人世间的等级秩序和不平等，就这样变成了神意的安排。
在古代哲学思想中，神创说的流行并没有妨碍自然说的出现。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就是用自然界的具体物质来说明人类的起源。泰勒斯把“水”当作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在他的哲学观念中，生命的存在是以水为依托的，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当然也是由水构成的。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比他的老师更加明确地谈到了人类的起源。他大胆地推测，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参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30页）在西方哲学史上，他应该是第一个对人类的起源作出具体解释的哲学家。不仅如此，阿那克西曼德还提出了一种极为朴素的自然进化的思想，强调了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人类的起源也同样遵循这个演化的规律。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尽管古代的先哲们只是凭借直观的经验，还缺少进一步的科学论证，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人类也要遵从大自然的变化规律。经过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这一观念终于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具备了科学的形态。
然而，即使我们的肉体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似乎仍然没有解决心灵或灵魂的问题，而且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面对茫茫的宇宙，面对神秘的世界，面对多变的人生，古代的哲学家们一直都在苦苦地思索着。就像人类的起源让他们费尽猜测一样，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也让他们苦思冥想，难得其解。人们只是看到，灵魂与肉体始终纠缠在一起，人就像是一个组合物。人的意识活动，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意志信念，似乎证明了灵魂的存在；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本能需求，人的感官知觉，同时又说明了肉体的活动。在人的身上，究竟是由灵魂做主还是由肉体做主呢？在古典哲学中，大多数哲学家都强调灵魂的至上性和永恒性，并且把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尽管他们都承认灵魂和肉体构成了自然的生命现象，但是始终都表现出重灵魂轻肉体的倾向。他们似乎都看不起肉体。
对于发生在人身上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古代的哲学家们似乎喜欢用灵魂的存在来加以解释。当然，灵魂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希腊语中，“灵魂”的本义是psuche，亦即“呼吸”，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相信，灵魂是弥漫在整个宇宙中的一种神圣力量。慢慢地，灵魂开始同身体分离了，人们越来越看重于灵魂的作用，看重灵魂的纯洁，从而产生了灵魂至上的倾向。在人们的眼里，肉体是低级的和短暂的，灵魂则是高级的和永恒的。肉体把人拖向了动物一边，灵魂则将人拉到了神灵的一边。显然，肉体和灵魂是不能平起平坐的。灵魂的存在不仅优先于肉体的存在，而且还是与肉体的存在对立的。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古代哲学家是怎样解释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的。
崇尚灵魂的观念使灵魂不灭说或灵魂轮回说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古代哲学思想中所看到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倾向，大多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例如毕达哥拉斯就用灵魂轮回说来解释人的命运。灵魂是一种永恒运动的自动的实体，它就如同神一样。当人的肉体死亡时，他的灵魂就进入了正在此时降生的另一动物的体内。灵魂的轮回转生，不仅可以决定一个人的高低贵贱，而且还能够决定人性的善恶。只有摆脱物质欲望的诱惑，让灵魂得到彻底的净化，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由此获得永生。为此，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用药物来纯洁肉体，用音乐来净化灵魂。
柏拉图的灵魂说，其实也就是他的人性说。按照他的观点，人由灵魂和肉体所构成，灵魂又由三个部分所组成，这就是情欲、意志、理性。情欲靠近肉体，是为肉体服务的；意志可以不为肉体所动，是最接近于精神的；理性完全不受肉体的左右，是人确立自己高贵身份的依据所在。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动物，关键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只有依靠理性化的灵魂，人才能摆脱肉体所带来的矛盾和痛苦，才能获得一种永生。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人应该去追求永恒的东西，放弃那些转瞬即逝的肉体享乐。人的本质不是由自然的肉身来决定的，而是由不死的灵魂来决定的。在人的身上，灵魂与肉体是不可能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灵魂本来就是处于理念世界中的，它还要挣脱肉体情欲的束缚，重新返回理念世界。于是乎，人的至善目标就是清心寡欲脱离尘世。柏拉图不仅用灵魂说论证了他的禁欲主义教条，而且还用灵魂的等级划分来解释现实生活中人的不平等。
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灵魂是形式或公理，是所有生命躯体的原因和本原。从首要的意义上说，灵魂是我们人类赖以生活、赖以感觉和思维的东西。灵魂自身绝对不是躯体，它只是寓于躯体之中，存在于某一个别躯体之中。灵魂能够作为躯体的原因是因为，灵魂是躯体运动的始点，是躯体的目的，是一切拥有灵魂的躯体的实体。事实上，所有的自然物体都是灵魂的工具。植物的躯体，动物的躯体，人的躯体就是为其灵魂而存在的。世上万物的生长变化以及躯体的生老病死，是我们每天都要看到的现实。面对这些现实，古人只好求助于灵魂的存在及其作用，最终用灵魂来解释宇宙万物，解释人类的身世来历。
那么，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总体来说，古代的哲学家们急于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在宇宙间的地位，也就是人在其他动物面前的优越性；另一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也就是人的行为操守问题。这两个问题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追问。古代的哲学家们确实看到了人的理智要高其他动物一筹，人的行为是受他的理性支配的。他们的基本共识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和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就在于知善行善。
希腊哲学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意思是说，自然万物就像我们每个人所感觉的那样，因而普遍必然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有意见。不过，仅就字面上的含义而论，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普罗泰戈拉的名言：因为人与神有亲缘关系，分享了神灵的智慧和技能，所以人可以凭借其自身具备的理性能力来凌驾于万物之上。许多古代哲学家坚信，人的智慧是最牢固和最可靠的堡垒，既不能被攻破也不能被出卖，因为智慧的堡垒是由不可动摇的理性构筑而成的。人类为何能够发明火并且用火来取暖和煮食？人类为何能够建造房屋供自己居住？人类为何能够从采集食物发展到种植加工食物？人类为何能够组成家庭、村落、城市和国家？这一切只能从人类的智慧中找到答案。由于这种智慧是如此地优越和如此地强大，它就很自然地与神灵联系在了一起，在它的头上就有了神圣的光圈。
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哲学和神学之所以分不开，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把人和神联系在一起。他们往往用神灵的力量来解释人的显赫身世和出类拔萃，他们喜欢用理性的力量来说明人的生命规范和技高一筹。在《圣经》中，是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人就成了上帝的儿女和子孙。尽管人要承受“原罪”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人毕竟有了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出身和荣耀。古人无法解释清楚人身上的智慧和力量，只得求助于莫须有的上帝。正是由于分享了上帝的智慧，人才成为了地球上的主人。人身上所具备的理性能力，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禀赋。人的一切操行，人的一切创造，人的一切幸福，似乎都得益于理性的作为。虽说上帝的宇宙理性远远高于我们人类的理性，但是在尘世间的较量中，人类的理性具有一种明显的优势。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几乎都从理性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性。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最具代表性的。他试图从人的特殊功能中找出人的本性来，从“理性原则”出发找出人的位置来。他的研究方法融会了思辨的逻辑和经验的内容。他发现，就生命本身的需求和功能而言，人和动物之间是没有什么差距的。那么，人和动物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人能够吹奏笛子，人能够节制慎思，人能够书写文字，这些都是动物做不到的。人的特殊功能，人的本性也就在这里。人的本性就是根据理性原则而过上理性的生活。所谓的“理性生活”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强力管制或权力统治下的理性生活，即按法律规定来实现的理性生活；另一层是在自觉主动原则下的理性生活，即按道德观念或意志信念来实现的理性生活。概而言之，理性的生活就是要节制欲望和遵守礼法。作为尘世间最优秀的动物，人的行为完全服从于理性的权威。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服从于理性的权威，实事上就是要做到行善行德。行善行德的要义最终体现在中庸之道，体现在“合理的活动”中。行于中庸，乃是做人的第一原则。
无论是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行于中庸”，都是古代的哲学家们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提出的“人性模型”。这种人性模型非常符合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非常符合古代社会的文化理想。
我们在讨论形而上学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形而上学的背后有某种人类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哲学未尝不是如此。表面看来，哲学家们不仅使对人的本质的追问服从于对宇宙万物的本质的追问，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淡化人的因素对这一追问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种，而宇宙万物的本质则是超越于一切存在物的统一的根据，所以不应该从人类一己的立场出发，必须避免主观性的“干扰”。然而实际上，哲学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在那些对自然的追问的背后潜藏着的，是对人类自身问题的困惑，以及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期待。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人性的追问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哲学的主要对象是自然，对人性的追问是次要的，因为它有赖于对自然之本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由此而形成的人性论也是朴素直观的，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希腊哲学的辉煌时代以后，步人了窒息自由思想的宗教时代——中世纪。在《圣经》的统管之下，人性的追问也只能停息下来。上帝已经规定好了人类的来历身世，人类就必须接受这种宿命。然而，人类的思考是停不下来的，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人类对于自己身世的追问。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近代哲学的兴起，代表着欧洲社会文化的全面复兴，最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人性的复兴。人的自然本性，人的利己欲望，人的享乐权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以人性的觉醒作为标志的。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旗帜上，书写着一个大大的“人”字。
为了从上帝那里要回自己的尊严，为了从教会那里夺回自己的权利，哲学家们或者拿起自然主义的武器，或者拿起理性主义的武器，向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人性观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还人一个自然的面貌，还人一个主体的地位，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旋律。人性的复兴，在促进人类观念变革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此，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近代哲学对人性的思考：人性的自然原则、人性的利益原则和人性的理性原则。
首先是人性的自然原则。“求教于自然”，几乎成了近代哲学的一个思想口号。为了彻底改变“求助于上帝”的思维模式，为了彻底推翻封建教会的专制统治，许多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操起了自然主义的思想武器。人头上的神秘光圈被打破，人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人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甚至被看作是一架机器。从天性上讲，人的欲望、情感、意志、思想以及行为都是由肉体的感受性来决定的。趋乐避苦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是体现了永恒的人性法则。用“求教于自然”的思维逻辑来解答人性的种种问题，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消除了人类起源问题上的神秘色彩，摆脱了上帝的管制，最终还给人一个自然的和真实的身份；二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诉求人的自然欲望和现实利益，倡导人的尘世幸福和个性解放。
许多哲学家对人的自然本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正是在现实经验和理想设定的组合下，他们把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描绘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自私自利的恶人，人和人就像狼一样，完全处于你争我夺的“战争状态”；一种是慈悲为怀的善人，人和人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完全处于私欲未开的“自然状态”。由此形成了两种典型的有关人性本源的理论模式。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将机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熔为一炉，对人的自然本性作出了性恶论的解释。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人作为一种自然物体，事实上就是一架按照力学规律进行活动的机器。人的心脏如同一台发动机，各个骨关节如同齿轮，神经系统如同连接带，人体就是由各种部件组合起来的一架可以运转的生命机器。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要服从人体机械运动的因果规律。这种因果规律促使人去追求快乐而避开痛苦，促使人去捍卫“自然权利”而摒弃人为的压制。按照自然物体的运动规律，人总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满足，因此人身上总是不断地滋生出各式各样的情欲。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无法抑制的情欲，这就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权力欲、财富欲、知识欲以及荣誉欲。在这些永远都不知道满足的情欲中，最为主要的还是权力欲，因为其他的情欲都可以归属到它的名下。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你拥有权力，你就能够满足自己的情欲，实现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争权夺利是人身上最为强烈的本能冲动。为什么说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都会不择手段地谋取自己的好处，从而与他人形成一种竞争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敌对的关系。人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不得不互相伤害，甚至是互相残杀。由于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控制，人类便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人类之所以建立了国家和政府，就是因为人类需要用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去约束和制裁人的私欲。
同样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肯定，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却得出了人性本善的结论。他所描绘的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王国。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完全平等的，除了性别、年龄以及体力方面的差异之外，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自然人的欲望是很容易满足的，因为他们的“食色欲”极其简单。在智力未开的情形下，自然人的情感世界也十分单纯。自然人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也没有你我之分的意识。“人人生而平等”，自然人完全按照本能的秉性行事。在自然人的身上，自爱心和怜悯心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自然情感。自然人先天的原始情感是对自己生命的关照，是对自身需要的关照。这种原始的自爱心又产生出对他人生命的关照，对周围人的怜悯和爱护。在“自然状态”下，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关心他人的疾苦是没有矛盾的。人类所具有的“自然美德”，是人类自然天性的真实写照。我们看到的人身上的贪婪心和自私心，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都是私有制的结果。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其结果就是生而自由的平等被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所取代。
与对人性本源的这种思考相关，近代哲学还提出了人性的利益原则。
尽管在近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它们所反映的也是启蒙主义的精神。就18世纪法国哲学而论，基督教及其唯心主义学说之所以遭到启蒙思想家们的猛烈攻击，就是因为它完全排斥了人类的肉体感受性，完全否定了人类的尘世利益。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以压制和排斥人的利益需求为核心，以丑化和否定人性的利益原则为宗旨。以倡导和捍卫人的尘世幸福为己任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唯物主义学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性的利益原则，把人的利益需求放在了人的本性之中。人们不再遮掩自己的肉体需要和感官快乐，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本能欲望。不折不扣地服从趋乐避苦的人性利益原则，被看作是每一个人的当然选择。启蒙思想家们正是由此来反驳教会的教义及其唯心主义学说，由此来捍卫人的追求尘世幸福的权利。人性的利益原则成了反封建反神学的时代最强音。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人性的利益原则的思考中，启蒙思想家们最得力的理论武器就是唯物主义感觉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堪称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根据唯物主义的感觉论，人是自然界所造就的一架感觉机器。人的感觉和感受决定了人的一言一行，决定了人的现实活动。人是带着先天的感觉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思想能力是由这种感觉能力派生出来的。人的所思所想，人的冲动欲望，完全都是受感觉控制的。在本能的肉体感受性的支配下，凡是让人感觉到快乐和幸福的东西，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同样，凡是让人感觉到痛苦和不幸的东西，人就会想方设法地去逃避。趋从快乐，回避痛苦正是人的天性所在，正是人性的利益原则所在。在人的本性之中，快乐和利益是同义语。无论是当下得到的官能的快乐，还是需待时日的预期的快乐，都能体现和代表人的利益归属。如果说自然界服从的是运动的规律，那么人类服从的就是利益的规律。
对于人性与利益原则之间的关系，爱尔维修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一般人通常把利益这个名词的意义仅仅局限在爱钱上，明白的读者将会觉察到我是采取这个名词的比较广的意义的，我是把它一般地应用在一切能够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上的。在爱尔维修看来，我们不能把利益和爱钱简单地等同起来，因为利益代表的是人的本性。人除了爱钱之外，还要追求许多东西。人按照肉体感受性来行事，也就是按照利益原则行事。既然如此，天性自私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爱自己甚于爱别人”，自私心或者说利己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人性原则，因而也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谁要想根除自私心或利己心，最终只能是扭曲人性和否定人性。自私心或利己心，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动力和行为原则，同时也是我们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换句话说，人都是为了利益而生，为了利益而死。当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人和人之间的利益不同，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利益不同，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利益不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甚至战争，都是由于利益的冲突而导致的。只有在最理想的社会中，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能够协调发展的时候，各种各样因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矛盾斗争才有可能平息下来。
同绝大多数的启蒙思想家一样，爱尔维修在肯定人性的利益原则的时候，在坚信人的自私心和利己心的时候，也看到了因利益不同而引发的各种冲突，看到了利益膨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如何协调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如何发展合理的利己主义？如何实现利己心和利他心的统一？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摆在所有启蒙思想家们的面前。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来解决，可以通过道德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的思想家们都是十分乐观的，他们都向往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他们都十分坚信只要我们遵循人性的理性原则，人类是能够达到其幸福的彼岸的。
只要我们翻开近代西方哲学的一本本巨著，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昂扬向上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力图拔高人的主体地位的精神，这是一种想从上帝那里夺回人的自由权利的精神。英国哲学家培根最早宣告了“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新观念，紧接着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最后，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用“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的理论口号，将理性原则推到了顶峰。这些近代西方哲学的大师，自始至终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作为自己的思想目标。
然而，哲学家们在推行理性主义的同时，亦使理性原则与自然原则和利益原则发生了冲突。
作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原则确立了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作为一种“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尽管理性能力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它在每个人的身上有着程度不同的表现，但是理性能力终归是要发挥作用的。人类所固有的理性能力就是作为出发点的“我思”和“我怀疑”，就是对一切已有的认识偏见进行普遍的怀疑，就是把一切思想观念放在理性的面前来加以审判。笛卡尔坚信，人作为一个意识的主体，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是一个“在怀疑、在理解、在肯定、在否定、在想象、在感觉的自我”。所谓“自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都在怀疑，都在否定，都在变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精神性的自我都要听从自己的声音，都要听从理性的证明。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体。当然，决定人性的东西不是肉体而是灵魂。在对人性的思考中，肉体问题是不用我们去劳神费力的，因为它和人性问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灵魂的存在及其作用。在灵魂中，思想和感情的同时存在，常常使人感到困惑和痛苦。一方面，思想超越了肉体而不受肉体的影响；另一方面，情感要依赖于肉体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因此，如何运用理性化的思想来指导和左右情感，如何成为情感的真正主人，就成了人生的主题。哲学家们经常讨论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他们对如何控制情感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凡是持理性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们，总是强调理性力量对情感活动的绝对控制，力求用理性的冷静来约束情感的冲动；凡是持情感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们，则认为情感活动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应该给予自然情感充分的肯定。作为近代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笛卡尔当然是以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出发点，把理性的作用推到了极致。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在于人有着先天的理性认识能力，就在于人能够运用理性来控制自己身上的本能冲动。
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强调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区别，仍然无法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所以，笛卡尔从最初的心身二元论走向了心身交感论，试图找到能够使两者沟通从而使它们相互交换“信息”的媒介。此后，在心身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偶因论、副现象论、心身两面论和预定和谐论等等。不过，所有这些回答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因而难以解决问题。
由于笛卡尔是通过心灵与物体之间的区别来确立“我思”的主体地位的，这就造成了深刻的二元论难题。不过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始终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惟有理性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于是，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亦表现为理性与欲望、情感和利益之间的对立，而康德哲学则将这种对立推到了极致。（参见本书第三章“实践智慧”）简言之，在康德看来，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而有两种法则对他起作用，亦即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人不得不服从自然法则的支配，在自然本能的驱动下，在欲望、情感、利益等等的驱动下活动，这是一个必然的领域，人没有自由。然而，作为理性存在，理性法则同样对人有作用，不过它不是人必须遵守而是应该遵守的法则，所以理性法则对人表现为“应该”的道德法则。当人们排除经验的干扰遵从道德法则而行动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是在服从外在的规律，而是出于自身的内在必然性，由于作为理性的人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他是自由的。于是，康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道德行为的动机不能掺杂丝毫的经验成分，以至于主张道德是“无情的”，欲望、利益之类当然更在排除之列。为了强调理性是人的本质，康德甚至不提“人”或“人性”，而称之为“有理性的存在”，因为在他看来，“人”或“人性”所表达的不过是自然中的一种存在物，惟有理性才能使我们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自由的境界。
毫无疑问，以自然本性为人性的观点在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过于肤浅，由于它是以降低人的地位来维护人性的，所以终究不能长久。实际上，哲学本来就是理性主义的，它的目的不只是解释现实，更在于超越现实实现理想，所以理性主义一向是西方哲学的主流。
但是这种理性主义在20世纪却遭遇到了强烈的挑战。
西方的哲学传统是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把人首先看成是会思考的动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甚至否定了人的生命冲动和七情六欲。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问题愈发突显出来。现代哲学的人性思考，也随之发生了理论观念上的裂变。传统的“人性模型”被打破，过去的人类形象被消解，理性主义的普遍人性论被否定了。在人性的探究中，随着社会时代背景的更换，随着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的转变，非理性主义、非本质主义、非道德主义的人性思考原则，逐渐成为一种思想主流。一方面，哲学家们借助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方法，使人性问题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探究；另一方面，从反思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各种危机出发，哲学家们围绕人的异化和人的自由等问题，对人性问题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考。
现代哲学所构造的“人性模型”，大体上是一个非理性主义化的人性模型。
德国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以及丹麦的克尔恺郭尔（SΦ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是最早提出非理性主义“人性模型”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他们都用一种个体生命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审视人性。叔本华一反传统哲学的物质本体论或精神本体论，提出了自己的生命本体论。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一种盲动的生存意志派生出来的。换言之，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东西都是生存意志的客体化形式。作为一种盲目冲动的生存意志，毫无疑问是宇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本体，其他的东西都是它的现象。从一生下来，人就受制于生命冲动的摆布。因此可以说，人的全部本质就是生存意志，人就是这种生存意志的外在显现。由于人的一生都要受到生存意志的左右，人就要一刻不停地去实现自己的生存意志，就要不顾一切地去满足自己的生命欲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是一只上紧了发条的欲望钟表，随着欲望的摆动而摆动。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痛苦和满足了欲望之后的无聊，不断地驱使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停地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人因为无穷无尽的欲望而痛苦，人因为认清了生命的真实而痛苦。叔本华由生存意志带来的痛苦得出了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他把人生的痛苦和悲剧看作是一种人生的清醒剂，倡导一种躲避现实生活的人生，追求一种消极无为的人生。非理性的人，从本质上讲是充满欲望和充满痛苦的人。
像叔本华一样，尼采也用生存意志来描述宇宙和人生，不过他所采取的态度却正好相反，不去回避人生痛苦。在他看来，宇宙的生存意志，尤其是人的生存意志，都是以寻求强大和扩张为目标的。这是一种强力意志，一种使自己强大起来的生命冲动。“上帝死了”，再也没有什么主宰人类命运的东西了。在强力意志的支配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欲求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作为一种高级的生命形式，人类的行为更是如此。人生来就要扩张自己和超越自己，不断地发展和不断地改变自己。如果要给人下一个定义的话，“尚未定形的动物”就是一个最好的概括。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把人变成一个完全定形的动物，其手段就是压抑人的生命冲动。“重估一切价值”，这是尼采喊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在尼采看来，传统社会习惯于用理性的命令来主宰和窒息非理性的欲求。旧道德和旧观念是以弱化生命冲动为宗旨的。要想解放人的生命，就必须彻底抛弃旧有的一切价值观念。衡量真善美的尺度，应该是一种能够强化生命力的尺度。我们不应该推崇弱者的“道德”，而要提倡一种强者的“道德”。理性的道德约束只会培养出循规蹈矩的“末人”，而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则可以造就出自我发动的“超人”。做一个独立自主的“超人”，就是做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
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相反，20世纪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否认有普遍的人性或本质存在，他们所倡导的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
早在存在主义思潮出现以前，克尔恺郭尔就提出了“孤独个体”这样的哲学概念。他完全否定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普遍理性主义的人性论，强调人的非理性存在，肯定人的主观性存在。他一改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用主观内心的体验去把握人生的方方面面，将人的情绪看作是人的真实生存状况。在他看来，理性是不能认识清楚人的真实状况的，因为人是以主观、激情和个性为本质的，而理性却是以客观、冷静和普遍为根本的。作为“孤独个体”，人的存在是真实和具体的，同时也是感性和个别的。在生命的历程中，人随时随地都在体验着人生的各种磨难。恐惧、厌烦、忧郁、孤独、沮丧、焦虑、绝望，这些情绪经常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正是在这些情绪的变化和波动下，我们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本真状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都要受到这些非理性情绪的左右和操纵。所以，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理性的作用是不存在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存在的只有主观的真理，起作用的只有非理性的激情。
在西方现代哲学对人性的思考中，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人性模型占有重要的位置。
倾听人的自由呼声，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焦点所在。人是如何存在的？人生的本真状态是什么？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眼里，人的存在是完全不同于其他物体的存在。如果说宇宙间的其他物体的存在是一种“自在的存在”的话，那么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往往表现为惰性的和僵硬的存在，它不具有主动性，缺少变化，没有发展，始终如一。与此相反，自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主动的和积极的存在，它要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总是在变化，没有停息。固定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预先决定人性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人性这个概念根本不符合人的本真状态。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毫无例外都是孤立无援的，都要依靠自己来面对人生的一切。人的意识结构，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不断虚无化的过程。所谓的虚无化，就是意识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我们为什么要说人是绝对自由的呢？这是因为人从生到死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谋划和决断。只要我们用心去体验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人的出生和死亡是一种被动的和偶然的事件，尽管人的生命都是十分短暂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其要义就是说人是一种主观性的存在。自由选择或者说自由设计，是每一个人的宿命。换句话说，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被判了自由的徒刑。你不自由都不行，或者说你不选择都不行。你不自由也是一种自由，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你没有上帝可以依赖，你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来推辞。世界的荒谬性，就表现在我们找不到任何绝对的东西来说服我们自己。那些真善美的东西，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裁决的，并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权威为我们做主。
对于人来说，禁锢生命自由的人性是没有的。“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是说，要由我们人类的生存活动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本质。人首先出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命自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之外，一切全凭人自身去改变。虽然人不可能离开外部世界，离不开“自在的存在”，但是人通过自己的选择筹划和创造性活动，可以在创造自己的本质的同时，赋予外部世界一种意义。人的存在或者“自为的存在”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存在，是一种永远未定的存在，是一种始终处于虚无化过程中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给人带来的绝对自由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痛苦，然而，正是这种痛苦给人带来了挑战世界的可能，这就是虚无化的意识。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又被抛出这个世界。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有了直面这种痛苦的决心。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人是痛苦的；因为人是痛苦的，所以人是未定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境遇。
存在主义主要是从存在论和生存论的角度来建构其非理性的人性模型，而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人性的非理性方面的。针对传统心理学一贯坚持的“心理的即意识的”这一观点，弗洛伊德指出，在人的意识后面还存在一种更深层的心理结构即无意识活动，并且这种无意识活动对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起着比意识更为深远巨大的作用，精神分析学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弗洛伊德又称之为“深蕴心理学”。这一心理学的理论基石是：无意识、性本能冲动、抑制与转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可分为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领域，无意识是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动力和源泉，无意识中包括各种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经验和情感等。弗洛伊德认为，本能作为无意识的核心内容有其起源、对象和目标。它的来源是体内的需要或激动，它的目标就是要排除这种激动，使人从激动过程所造成的心理纷乱状态恢复到恬静状态。本能具有“强迫重复”倾向，即要求恢复事物的早期形态倾向，这种强迫的重复表现了本能的保守性。弗洛伊德尤其重视无意识中的性本能冲动——他称之为“利比多”（1ibido），在他看来，性本能冲动是无意识的核心和基础，是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动机，性本能冲动在人的童年时期受到压抑就形成俄狄浦斯情结。晚年的弗洛伊德又把性本能扩大为广义的生的本能。除性本能或生的本能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死的本能，即一种毁灭生命而将生命重新返归于无机状态的本能。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本能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这些本能冲动和欲望遵循一种唯乐原则，只知道寻求满足和快乐，但这些原始的本能冲动又为现实生活所不容，唯实原则阻止它们得到满足，把它们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层。不过，本能并不因此消失，而是会寻求其他的满足和宣泄途径，这就是无意识的抑制和转移机制，例如梦、歇斯底里、日常过失、艺术和审美活动等就是常见的几种转移形式。为了说明无意识系统的动力过程，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他的“人格结构”理论，把人格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动力系统。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意识的结构部分，由先天本能、基本欲望组成；自我是意识部分，处在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其任务是按唯实原则控制和调节本我的唯乐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本我的活动；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两方面。在正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如果这种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精神疾病。
弗洛伊德还探讨了本能与文明的关系。他认为文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特殊过程，其目的是把单个人、家庭、种族、民族、国家结合在人类统一体中。但人有一种天生的进攻本能。现代文明显现了生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生存本能与破坏本能的斗争。文明的最大障碍就是死亡本能。正是由于死亡本能的破坏性，由于人类本性的互相仇视，所以文明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限制人的进攻本能，要采取方法使人们处于目标被压抑的爱的关系中，令他们“爱邻若爱己”，但这样一来，文明的发展又剥夺了人类的另一本能——进攻本能。可见，文明与本能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
弗洛伊德曾自信地把他的无意识和本能理论称做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三次哥白尼革命”，前两次分别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次革命构成了一个人的形象逐步跌落的过程，也构成了西方社会人性理论中不可摆脱的精神创伤。如果说前两次革命还给人类在宇宙中留有一定的位置的话，那么，第三次革命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则从根本上抽空了人类自我中心的基石，把人逼到了最后的绝境。但是，即便如此，西方现代社会也不乏拯救人性于水火的斗士，面对非理性思潮的全面泛滥，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采取了综合的和动态的研究方法，广为吸收当今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人性问题提出更为全面的回答。社会生物主义的人性理论，就是这种新思路的具体体现。这种理论不再把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起来，不再把本能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对立起来，不再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起来，而是把人性问题放在了一个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中来加以考察。例如，弗洛姆这位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就尝试着把生物学（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为核心）和社会学（以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理论为核心）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人道主义化的“人性模型”。
依照弗洛姆的社会生物学思想，人性问题的探究必须从人身上的生物性条件入手，从人的生物进化所导致的变化人手。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人的身上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大脑的发育程度远远超出其他动物，使人具备了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凭借发达的智力，人可以控制其他的存在物，人可以无中生有；二是本能行为的逐渐减少，人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本能冲动。于是，人就陷入了两重化的生存困境之中。由于具备了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人离开了自然界和动物界。但是，人又不可能完全彻底地离开自然界，他必须依赖于自然界的存在。人必须生活在社会化的文明状态中，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种新的和谐，以取代旧的动物式的和谐。人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生存之中。事实上，人永远都要面对这样一些固有的生存矛盾：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对抗，生命时间的有限短暂与生命潜能的无限可能之间的对抗，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对抗。除了满足最基本的“食色欲”的生理需要之外，人的其他所有活动都可以说是在寻求一种解决这个矛盾问题的答案。
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所固有的矛盾。这样一个完全动态化的人性定义，确实可以跳出绝对主义人性观（例如弗洛伊德主义）和相对主义人性观（例如存在主义）的泥潭。我们可以用人所固有的生存矛盾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不愿意总是生活在紧张对抗的矛盾之中，因此人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存需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就是由这些生存需要派生出来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最基本的也是最难满足的生存需要有：爱的需要（克服孤独感，用相互交往来充实个体的生命）、超越的需要（通过创造或毁灭来摆脱生存的被动性和偶然性）、生存根基的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心理上的支柱，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自我认同的需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争取他人的承认和赞许）、目标和献身的需要（生命的活动必须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为之而奋斗不息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会感到焦虑不安？感到孤零无助？感到沮丧绝望？原因就在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只是得到了虚假的满足。当我们得到了这个人性的尺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衡量现实社会的异化状况，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批判现存社会的理论武器。
对于“人是什么”的追问，对于人性问题的探究，似乎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事情。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不辞辛苦地思考着、争论着、探究着。人性问题也许真是一个猜不透的“斯芬克司之谜”。只要人类历史的进程没有完结，只要社会在变，人在变，“人是什么”的问题就会一直摆在哲学家们的面前，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