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08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吗?国内所有教材都作了肯定的回答。然而这种论断违背基本常识:小孩和高等动物有感觉、知觉和表象,即有感性认识,但他(它)们不会实践,怎能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呢?我们总不能说感性认识不是认识吧?准确的说法是:实践是理性认识的来源。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将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81)

2009.03.08 思考使人进步,自我批评一下。高等动物和婴幼儿虽然有感觉器官,能接受外界信息(一只虫子没有感觉器官,也能接受信息),但还没有形成自我意识,也就是没有将主、客二分,这种现象表现为无法记住经历的事情,它(他)们在活动,但不知道自己在活动,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人才会“记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真正的认识,而“记事”恰与实践有关。因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发生上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不过,众多教材中“只有通过实践,感觉器官才能直接与对象相接触”这句话说过头了。(82)

2009.10.24 暑假到云南看了一下,去了澄江生物化石遗址、禄丰恐龙化石遗址、元谋猿人遗址等地。和其他众多地方一样,照例是大好河山、悠久历史,不过,到昆明大观楼一游,倒有一些感触。大观楼位于滇池岸边,无论从高度,还是从占地面积上看,都无法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相比,没有后三者那种巍峨壮观的气势,但其名气并不亚于它们,原因在于其门口的那幅对联。人们慕名而来,与其说是看楼的,倒不如说是看联的。这幅对联共180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由清代一位名“孙髯”的人撰写。它不仅字数多,而且语言优美,寓意深刻,犹如一篇散文。上联写景,以“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开头,描写登楼看到的周边风光,以“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结束;下联写情,以“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开头,抒发了作者对过去的感慨,以“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结束。上联使我联想到《岳阳楼记》中的“心旷神怡”,虽然大观楼偏于滇池一角,加之楼层低和前面的树木遮挡以及城市开发,今日登楼是看不到这种景色的;下联使我联想到《滕王阁诗》中的“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和《三国演义》中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心中闪现一丝悲凉。人是有限的存在,而宇宙是无限的,以有限对无限,使我们感到历史的沧桑和自身的渺小。下联回顾了汉、唐、宋、元四朝治理云南的功绩,“费尽移山心力”树“伟烈丰功”,然而“暮雨朝云”,到今天只剩下“断碣残碑”。(云南省政府网站把这解释为“抨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揭示了封建王朝必然衰亡的规律”,显然偏狭:作者联想的明明是“数千年”大时间跨度,不只限于“封建王朝”;明明说的是“伟烈丰功”,怎么可能是“抨击”呢?)5.3亿年前,在澄江这个地方,生命大爆发,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印痕;1.8亿年前,在禄丰这个地方,恐龙傲视群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一堆白骨;170万年前,在元谋这个地方,已有人类在活动,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只是两枚牙齿。人和其他动物不同,是有意识的,能反映外部世界,也能自我反思,比其他动物能干,也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生存烦恼。《赤壁赋》曰,人不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因此“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只能用呜咽的萧声寄托自己的忧伤。文中所讲的以静观动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以有限融入无限的对策不知能解你我几多惆怅?附加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说:“在无数个人和许多民族这种不断的交替中所首先发现的那种昙花一现的范畴——那种普通的思想,便是一般的变迁。从这种变迁的消极方面来观察,使我们好似徘徊瞻眺过去的光荣——古罗马的废墟,一个旅客游过了迦太基、帕尔迈刺、百泄波里或者罗马的古迹,谁不低徊缅想于国运和人事的无常?谁不黯然感伤已经逝去了的活泼丰富的生命?——这一番伤心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和一己事业的无定,而是一种无我境界的哀愁,为了一番辉煌灿烂、高度文化民族生活的式微零落!”当然黑格尔也接着强调了变迁的积极方面,即:“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83)

2010.04.29 是“人民”,是“群众”,还是“人民群众”?请看下面四句话:第一句是常被引用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第二句是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三句是党的群众观点:“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第四句是教科书的一条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通过这些前后不一致的表述,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概念在被错乱地使用。第一,“人民”和“群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和“敌人”相对,后者和“历史人物”相对,两两划分的依据不一样,不能混同。如果“人民”等于“群众”,那么“敌人”就等于“历史人物”。第二,“人民群众”指的是什么?是“人民”,是“群众”,是“人民之群众”,还是“人民和群众”?如果按照教材的观点,将“人民群众”定义为“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第130页),那么指的就是“人民”,就应该包含“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但在下面谈到个人的历史作用时说的却是“群众”,将其与“历史人物”相对,说后者“为群众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第133页)。第三,如果概念混淆不清,就无法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如果硬要谈,那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想论证“群众”史观,驳斥“英雄”史观,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提供理论基础(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想为群众服务,没有必要要求对方创造全部历史,只要有所贡献即可),却又不得不承认包括无产阶级领袖和某些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内的“历史人物”的巨大的“促进”作用(第133页和第136页)(按照教材的观点,只有“推动和促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才“属于创造者之列”,见第129页),但又回避“英雄”和“历史人物”的关系,一个左右摇摆、模棱两可的概念由此被“创造”出来。(84)

2010.09.14 说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我没有意见,但我认为我们的叫法(称呼)有问题。我们对三个部分的叫法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第一,“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前面没有“科学”二字,为什么独独要在“社会主义”前面加?难道前两者不是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66页)如果前两者不是科学,马克思不可能实现对空想的变革。第二,我们可以说某种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直接用“科学”来给它命名是不妥的:其一,这样做会独霸“科学”,肆意贬低其他的理论,这是一种高高在上、自我标榜的垄断做法(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的话,会同意如此做法吗);其二,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发展,有可能被来者超越,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这种“科学”将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85)

2010.10.1 为了解科技和人文的关系,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文字、视频资料,现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一下心得:首先,科技是把双刃剑,比如,计算机既可以用于通讯,也可以用来窃取私人信息,为此我们需要用人文调控,体现科技为人类服务的宗旨;其次,科技非万能,比如,一个人罹患重病,无法治愈,但他(她)不想死,这时我们就需要用人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憾,尽可能让他(她)在关怀中安详地离去。(86)

2010.10.2 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谈谈自己的体会:首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却想永恒。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人,至少在安居乐业的时候,不想死去,想维护自己,继续活下去,但理性不能实现这种愿望,不能给人格的永生以保证,为了得到这种保证,就只有依赖感性,设法让死人复活,而基督的复活正可以满足这一愿望。(参见《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7—188页)其次,即使在有限的时间里,人也会遭受天灾人祸,不能健康、平安、自由地生活,他们会患病,会遭到不测、不公,甚至备受欺辱,在很多时候,他们无能为力。宗教正是为了解决人们内心的矛盾而产生的。它属于“人文”范畴,虽然是以一种虚幻的形式,但多多少少能缓解一下人们内心的痛苦,满足一下人们内心的诉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困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2013年1月3日补充:学者张东荪(1886—1973)1947年4月5日在北京大学演讲,说了以下这段话:“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许多好人死了,坏人却乱蹦乱跳的活着,坏人富,好人却穷,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呢?好人分明得不到好处,为什么不做坏人去发财呢?所以为了维持住使人去做好人,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说法,说好人来世可以上天堂。此中并不能说他有真理或没有真理,因为它只是起了一定的社会作用(Social Function)。人到了不得已时,便会信上帝的。”(《科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0页)(87)

2010.10.28 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总结,在众多具体科学中,天文学对哲学的影响最大,因为它研究宇宙从何而来的问题。那么宇宙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天文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观点中,大爆炸学说(Big Bang Theory)最流行。大爆炸学说的提出基于如下两点观察结果:一是发现微波背景辐射,这被认为是过去的大爆炸留下的痕迹;二是发现红移现象,这被认为是因为天体离我们越来越远,越远的天体速度越快。这一学说推定宇宙诞生于一个体积无限小、能量无限大的高密度热点,这个点的爆炸造成了今天的宇宙。1990年升空的哈勃天文望远镜传回的大量图片为这种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根据这些数据,天文学家甚至算出了宇宙的年龄(137亿年)。按照这一学说,宇宙不仅时间上有开端,空间也是弯曲有限的。不过即使这一学说是对的,它说明的最多也只是狭义的宇宙,而广义的宇宙是要包括这个起点的历史的,因此,如果这一学说说的是宇宙史,那么在这宇宙史前面还有宇宙前史,正像我们研究人的起源一样,虽然我们是从猴子讲起,但猴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还有,只有外层已经有空间,物体才能爆炸,就像炸药一样,那么在这个点之外的空间又是怎么回事呢?它算不算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呢?在这个外层空间里还有另外一个起点吗?对这些问题,大爆炸学说未涉及,对它们的探索是未来的天文学家的目标,是无止境的。天文学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个个惊诧,随时有可能动摇我们的世界观,但科学未涉及的领域同时又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上帝将永驻一些人心头,唯物、唯心的争论将永远存在。(附加网址一个:www.hubblesite.org)(88)

2010.12.6 看一下毛泽东晚年说的三段话,挺有意思。这三段话被选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在教科书中见不到的。第一段是1959—1960年在读书小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的,内容是:“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是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第二段出自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是:“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第三段出自1964年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的谈话,内容是:“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89)

2011.02.20 如何评价个人私心、私欲的作用?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说“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曹雪芹以否定的态度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红楼梦》第一回)。那么哲学家是如何看的呢?看看近代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属于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对),由于精神的唯一目的是实现自由,所以世界历史就是对自由意识的进展(从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到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再到知道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不过世界历史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无法通过自己直接实现,只有通过人类的活动才能完成。但人是利己的,都有自己的热情,即私人利益,都在忙自己的特殊事情,你争我斗,对世界历史这个伟大的目标没有意识,世界历史怎么能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呢?黑格尔给出的答案是:世界历史将一个个的个人当作自己的工具,“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之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他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理性的狡计’。”(《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所谓“理性的狡计”,就是我们常说的“坐山观虎斗”和“坐收渔翁之利”。本来从逻辑上讲,人类的活动在先,历史在后,但黑格尔却将之颠倒,使得我们一般人不好理解。不妨借用司马迁的一段话予以释疑:“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史记·礼书》)将这段话中的“美德”换成“世界历史”就好理解了。黑格尔认为,人们主观上依照天然的趋向,发展自己的目的,在客观上却造成了人类社会,这个结果反过来对付他们自己,使自己不得不服从公理和秩序。譬如石头,依重力往下落是其天然本性,成为建筑材料非其意愿,但工匠正是利用其天然本性来砌墙盖房,使它们叠加在一起,为人们挡风、隔水、御火,人类就是石头,世界历史就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工匠。司马迁认为,虽然人类历史上有过“礼废乐坏”的时候,但“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同上);黑格尔认为,虽然人们专心自己的热情,不可避免地要践踏好的东西,但各个人都是供牺牲的,而观念自身却不受任何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发挥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各自总结了两点内容。马克思的总结是:第一,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47页)第二,“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25页)恩格斯的总结是:第一,“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同上,第237页)第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同上,第247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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