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23 从《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看毛泽东的历史观：首先，毛泽东对成吉思汗的评价过低，既然是“一代天骄”，怎么可能“只识弯弓射大雕”？是格式限制了思想，还是思想过于豪放？其次，毛泽东并没有全盘否定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封建帝王的历史作用，没有说他什么都不会，也没有说秦皇、汉武无文采，唐宗、宋祖不风骚，只是说他们和今朝的我们相比稍（略）微差了一点。最后，从词中引申出一点“新”意思：不风流曾经风流，风流必将不风流，正所谓“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91）
2011.09.17 买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早年的作品《论美国的民主》，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人建议看其晚年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看了后果然感觉有意思，很有现实性，不妨传播一下。这本书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旨在用史料说明大革命的起因。作者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孕育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前者摧毁了城市的自治权和农村领主的权力，使政府控制了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事务，结果，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掌握政府，人民想要争取自由，后者使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造就了庞大的工人队伍。除这两个原因外，哲学家、经济学家的思想的扩散也对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反对宗教和特权，鼓吹平等，以为借助理性就可以对社会进行全面而突然的变革。托克维尔还认为，大革命前旧政府的一系列改革造成了繁荣局面，但刺激了人们变革的情绪。托克维尔谴责专制制度，但反对废除宗教和贵族，他否定大革命的极端做法，向往英国式的革命，认为它废除了君主制，但几乎丝毫未改变习俗和惯例。他指出，大革命片面贯彻平等原则，丢弃了自由原则，从旧制度的废墟中恢复了中央集权制，并加进了独特的残忍，比原来的政权更专制，大革命充满对立，既伟大又危险。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革命的性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历史是为了借鉴，是为现实服务的，无论写作还是阅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页）现摘抄书中几段以供分享。第一段是：“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上，第35—36页）第二段是：“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这两方面结合之紧密，出于人们想象之外。由于国王无法左右法官的命运，既不能将其撤职、调离，也往往不能让他们擢升；一句话，国王不能用利禄和恐吓控制他们，因而他不久就感到这种独立性妨碍他的行动。这种法国所特有的局面促使国王避免将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交法底受理，并且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创立一种为国王专用的更依附于他的法庭，它在臣民眼中颇具法院的外表，其真实作用又不至于使国王害怕。”（同上，第94页）第三段是：“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具有下述特点：资产阶级或贵族，所有想从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务的人，对于政府一律怀有强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大工业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愿；总之，它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但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许极其自由地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同上，第105页）第四段是：“历史告诉我们，要使国民满意，只消在全国纠集若干无名的或无独立性的人，发给薪金，让他们在国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议会的角色就够了。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同上，第185页）（92）
2011.10.02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17—18世纪英国的哲学家贝克莱提出的著名命题。对这个命题，唯物主义者将其视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加以引用、批判，例如列宁就认为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贝克莱抓住唯物主义的不足（如不能说明物质是如何产生精神的），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认为所谓独立于人心之外的物体的存在是荒谬、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是通过感觉感知物体的，离开了感知就无法设想物体，物体只是各种感觉的集合。贝克莱说：“要说有不思想的事物，离开知觉而外，绝对存在着，那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所谓它们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ecepi），因而它们离开能感知它们的心灵或能思想的东西，便不能有任何存在。”（《人类知识原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页）贝克莱对唯物主义的攻击使自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过也要看到这个命题的合理性。第一，贝克莱所说的心，并非特指“我”之心，而是泛指“所有的心”（同上，第46页），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个命题简单地推定：“只要我闭上眼，事物就不存在”。第二，贝克莱承认“印入感官的各种事物，都是实在的事物，或者说实在存在的”（同上，第68页），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个命题简单地推定：“我们吃的、穿的都是观念。”这是贝克莱为不与常识相违背而实行的两个退却。然而，他说的“实在存在”（原文是“really exist”）又显然不是后来列宁物质定义中的“客观实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与前面的观点相抵触。到底如何解释？他没有自圆其说。我认为，贝克莱意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即事物的存在是通过人来感知的，与人的意识无关的所谓纯粹存在至多只是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对对象、现实，唯物主义只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与之相反，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将列宁和马克思的评论放在一起看，可以全面地理解贝克莱的观点。（93）
2011.10.10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部分人是信仰上帝的，在哲学家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有相同的信仰，不过既然是哲学家，肯定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仅仅是信仰，至少还有一些理论上的论证。笛卡尔（1596—1650）说：“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因为，尽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教的人来说，光凭信仰就足以使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一起死亡的，可是对于什么宗教都不信，甚至什么道德都不信的人，如果不首先用自然的理由来证明这两个东西，我们就肯定说服不了他们。”（《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下面就以笛卡尔为例来看哲学家是怎么论证的，能不能让无神论者信服。笛卡尔说，他用上帝这个名称指一种无限的、永恒的创造一切事物的实体，而他的心中与生俱来地就有着对这种实体的非常清楚、明白的观念，这个观念比任何别的观念都完满，包含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所以这种实体一定是真正存在的。黑格尔评价道：“笛卡尔是根据神的观念证明神的存在的：因为这个概念包含着存在，所以这种存在是真的。”（《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0页）伽桑狄（1592—1655）反驳道，人们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而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明白地认识了他所辩护的观点，另外，没有任何一种观念是先天的，人的精神具有对各种从感官获得的观念进行整合的能力，构造出一个狮头羊身龙尾的观念，对上帝的观念也是如此这样得来的，我们习惯于加到上帝身上的高尚完满性是对平常称赞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的扩大，上帝的观念并不比各种有限的东西总和起来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283、290页）对这一反驳，笛卡尔给作了答辩：“你所说的有些人拼死命来维护他们的错误见解也同样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人们对他们那么顽强地确认的东西是他们领会得清楚、分明的这一点，无法证明。”（《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3页）“一个怪物的形式并不包含在一只山羊或者一个狮子的组成部分里，你的这些反驳的形式也并不包含在你所使用的每句话里，而仅仅是包含在这些东西的组合和安排里。”（同上，第364页）康德（1724—1804）对笛卡尔的证明如是否定：“在对一个最高存在者的存有从概念来进行的如此有名的（笛卡尔派的）本体论证明那里，一切力气和劳动都白费了，而一个人想要从单纯理念中丰富自己的见解，这正如一个商人为了改善他的境况而想给他的库存现金添上几个零以增加他的财产一样不可能。”（《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想要从一个任意构想的理念中琢磨出与之相应的对象本身的存有来，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完全不自然的，只是经院派巧智的翻新。”（同上，第479页）对这一否定性的评价，黑格尔又给予了批判。他认为，上帝不同于财产等有限事物，后者的存在不同于其概念，而前者的概念自身就包含着存在。“正是概念与存在的这种统一构成上帝的概念。”（《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3页）（94）
2011.11.03 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中的问题：一方面说真理具有相对性（第73页），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科学性（第16页）；一方面说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是从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质的飞跃（第47页），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永葆青春和活力（第16页）；一方面引用列宁的话，说实践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实质上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认为这是辩证的观点（第78页），另一方面又引用邓小平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要大学生们牢记（第272页）。编书的专家是双面人，一面平和，晓人以理，另一面武断，强词夺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评价封建的社会主义：“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297页） （95）
2011.12.25 今天是苏联瓦解20周年纪念日。苏联瓦解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剧，不是历史和人民的悲剧。参见凤凰网历史频道专题《滚滚红潮——苏联解体二十年祭》。（96）
2011.12.26 在欧洲文明的源头同时存在两种因素，一是奴隶制，二是民主制。在古希腊民主时代就有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在古罗马共和时代，就有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相互制衡机制。其后欧洲虽然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但接着经历了漫长的文艺复兴。一方面是屠杀、掠夺、虐待和歧视，另一方面又是高度的政治文明。而在中国古代，只有第一种因素，君臣等级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至多只有"民贵君轻"的仁政意识，无监督观念。并且受西方民主观念启蒙很晚，很短暂。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推行现代政治文明难度很大。任重道远！（97）
2011.12.28 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家喻户晓，不过在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同版本，时间、地点和下落之处有了很大差别，也不知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抑或原本就是一种虚构，是后人为塑造伟人形象而进行的添加。下面介绍其中的一个版本：“1666年，他退隐到剑桥附近的乡下去了；有一天，他在园中散步，看到果子从一棵树上掉下来，这个现象引起了他对重量问题的深思，所有的哲学家曾经很长时间徒然地研究过重量的原因，而普通人根本就想不到它的奥妙。他自言自语道：在我们的天空里，不管这些物体从何种高度掉下来，它们的坠落一定在伽利略所发现的级数里面；而它们所经过的空间将是时间的平方。”（《哲学通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78页）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的版本。根据这一版本，牛顿的故事发生在他23岁的时候，和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距21年，不过伏尔泰说的只是一般的果子，没有明确讲是苹果。伏尔泰比牛顿小51岁，十分赞赏后者，认为他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没有情欲，安乐长寿，受同胞尊敬，世人无法与之比拟。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彭加勒（1854—1912）在《科学与方法》中虽然提到了“牛顿的苹果”，但他认为这个故事“恐怕不是真实的，而是象征性的”（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页）。（98）
2012.05.24 在讲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一节，我举了布鲁诺和张志新坚持真理的事例，不过像这种为信仰宁死不屈的事例是不多见的，我再举两个布鲁诺前后的不同事例，让大家看看另外两种表现形式：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写成《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说，推翻了此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但由于害怕教会势力，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勇气发表，直到临终前才公开出版。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用望远镜观测宇宙，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得罪了罗马教廷，被迫作了放弃的声明，但又写《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继续维护哥白尼的体系，遭裁判所传讯，在威胁之下被迫忏悔，声明放弃自己的信仰，从此以后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去世。（99）
2012.05.27 什么是必然性，什么是偶然性？18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的书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新思考。他的观点是：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然界无奇迹和混乱，所谓偶然只是表明你对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还不了解。按照教材的解释，必然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定不疑的趋势，偶然性正相反，指的是不确定的趋势。举例来说，人要死，这是确定的，但什么时候死，却是不确定的。不过，我要说，换一个角度看，人什么时候死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是由人的先天条件和后天经历决定的，而先天条件和后天经历都是由一系列原因决定的，比如，睡眠充足益寿，喝酒过量损寿，这是确定的。再举一例，某地气候干旱，长年无雨，但有一天突然下了雨，人们说这是偶然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又是必然的，因为既然下了雨，肯定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再举一例，一位网球高手百战百胜，但终于有一次他被打败了，输了，大家评论说，这是偶然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又是必然的，因为胜利和失败是由生理、心理条件决定的，如果因为衰老或受干扰导致失败，这是必然的，正所谓“意料之外，道理之中”。所以我的结论是：必然是绝对的，偶然是相对的，如同运动和静止的关系。霍尔巴赫说，一粒沙尘将要飘落到什么地方，是必然的（参见《自然的体系》上卷第4、5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说得有道理，如果你认为行星按椭圆轨道运转是必然的，那么一粒沙尘的“自由”沉浮实际上也是必然的，是由一系列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决定的。（100）